9月30日格拉斯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得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时，他正在家里画一幅水彩写生，下午预约了牙医，准备要去看牙。听到这个等待了20年之久的喜讯，他对他的小狗卡拉说：“咱们拿到诺贝尔奖了！”随后他仍然如约去看牙，在他看来，这可以平静一下他激动的情绪。
和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的当然不仅仅是小狗卡拉，很快德国政界要人、文化名流、各大媒体都通过各种途径表示了他们的祝贺和自豪。甚至连格拉斯的“文坛宿敌”、德国文学批评的泰斗莱希－拉尼茨基也称格拉斯是德国当前唯一一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难以想像其他德国作家可以获得这一文学的最高奖项。
对格拉斯来说，这种异口同声的夸赞声和欢呼声十分陌生，他从来就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他常常称自己是一个处于各个派别之间的独行者，总是提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见解，招来的批评往往多于赞扬。
1995年格拉斯发表了长篇小说《旷野》（EinweitesFeld，一译《说来话长》），书中展开上个世纪末的德国志帝国和1990年统一以后的德国这两条线索，交叉叙述，表达他对德国统一的另类思考。格拉斯书中对前民德的温和笔调和对德国统一后的批评眼光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地的媒体和批评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此大加挞伐。这种经历对格拉斯来说其实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决定中就提到格拉斯在一个理性疲倦的时代仍然高扬启蒙精神的旗帜，德新社的报道中也称格拉斯不忘一个公民的职责，始终用批评的眼光观察时代的各种现象，但却并不以“民族的良心”自居。在许多当代的社会热点问题上都能够听到格拉斯的声音。
德国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而德国政界和企业界却总是光谈论德国的竞争力危机，要求进一步削减各项福利政策，格拉斯对此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他指责这些人的高谈阔论根本无视五百万失业者的苦乐。
在德国统一的一片欢呼声中，格拉斯认为统一并没有完成，他反对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来实现统一，主张邦联式的统一，他抨击迁都中联邦公务员的高额补贴，指责前民主德国经济转轨中托管局处理前民主德国企业的粗暴方式，并认为直到如今始终存在着德国东西部的差别。
德国统一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学论争，许多前联邦德国的批评家抨击前民主德国著名女作家沃尔夫，这些批评不是以文学为标准，而是强调政治的角度，格拉斯站出来，为沃尔夫辩护，他称这些批评家扮演了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当英国作家拉什迪受到死刑的威胁时，德国一些文化人士组织声援活动，但是柏林艺术科学院拒绝为这一活动提供场所，为此格拉斯愤然退出柏林艺术科学院。
格拉斯作为名人常常在各处发表讲演，不过他从来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式的人物，1997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德国图书协会将和平奖授予土耳其作家亚萨尔·凯马尔，格拉斯致授奖词，在授奖词中他宣布：“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这个国家的政府为带来死亡的贸易（指德国将前民主德国的军事设备卖给土耳其，用于对库尔德人的战争）大开绿灯，同时却拒绝给予受迫害的库尔德人避难权。”在他看来德国将四千多名无辜者拘留在遣送营里，将他们遣送回国，而这些人在回到故乡以后就立即失踪，这对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一个耻辱，这是倒退到野蛮状态。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他在支持军事干涉的同时强调，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德国，在南斯拉夫解体时期，德国率先宣布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格拉斯当然意识到自己常常发表不受人欢迎的见解，他曾自嘲地称著名作家和批评家耶斯（WalterJens）、哲学家哈贝马斯和他自己是“最后的莫希干人”，“三个上了年纪的火枪手”，或者“三个别无所能的恐龙式人物”。反对者则称他们是“三个总是生活在昨天的人物”。格拉斯不无嘲讽地说：“我当然知道参与这个词带着一丝樟脑丸的陈旧气味。我了解当今时髦的是酷要酷到冷酷。调侃的姿态不光在天天播出的电视谈天节目中大受欢迎。‘难得模糊’成为了座右铭。流行的是沉默中夹着一丝知晓一切的微笑。”但是他不禁要问，如果大家都如此超脱，如此豁达，那么如何迫使联邦政府禁止向土耳其和其他危机地区输出武器？如何通过一部具有现代性质的国籍法，兼顾到在德国出生的外国人的利益？如何终止遣返难民这一让人感到羞耻的野蛮状态？如何……
在接受采访时，格拉斯表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会改变他的生活。显然他的常常令不少人感到不快的声音不会因此而变得温柔悦耳，圆润动听，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同时这也是从德国历史中得出的教训：魏玛共和国的衰落和纳粹德国的兴起就是因为这种声音过于稀少，过于弱小。
